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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非理性与合理性—科学合理性的概念基础
作者:杨耀坤  发布时间:2016-6-25  阅读次数:874  字体大小: 【】 【】【
 
作者简介:杨耀坤,1944年1月生,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科学哲学研究室主任、教授。邮编:430062
内容提要:理性是人所特有的“理解和思考的智慧和能力”,合理性则是对人的活动的评价:它反映和体现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体现和表征主体的目的性和客观必然性。有什么样的理性便确认什么样的合理性;有什么样的合理性亦要求有什么样的理性与之相适应。关于这个,历史上科学理性的重大改变与科学认识合理性模式的几次大的变换相对应,便是明证。理性的理想化特征使之力图驾驭非理性,但非理性总是在突破着理性的束缚,而显示出自身更广泛的合理性地位。


对科学合理性理论进行概念演绎很有意义,一者我们在科学合理性问题上的许多分歧,多因我们对基本概念理解有误;二者概念演绎有助于理解对象的内涵及多方面关联,从而对于对象的内涵结构有一个明晰的把握。
本文不打算对科学合理性理论的所有基本概念进行全面分析,而限于对其基础概念的辨析。至于“科学合理性”概念本身,则拟另文(《科学合理性的实质、内涵和普遍性预设》)讨论。
理性
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体现出人之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即“理解和思考的智慧和能力”①。这是一种思维能力,它借助于逻辑的手段,但不等于纯粹逻辑的思维能力;它与想象、经验、激情、欲望及信仰相对立,但又与这些感性的或非理性的因素保持密切联系。因此,理性不像逻辑那样确定、严格、不易变更,也不像非理性因素那样飘忽不定,易入歧途,从而难以捉摸。理性既含有巨大的能动性,并能在追求崇高的理想目标中不断调整以提高适应能力,同时又保持其有理由和可理解的、“健康思维”的根本特征。
从词源上看,“理性”来自于希腊文“λογοS ”(逻各斯),“逻各斯”的最基本含义是“规律”,规律是世界的可理解的特征,是自然界运动的规则性表现;逻各斯的原意就是指客观地内在于自然界的东西,它支配着自然界的运动,这是迄今仍有人信奉的“客观理性”的根源。后来类比人的活动和神创造世界的行为,其中隐含着精神的支配因素,逻各斯于是也含有语言、思想、理性等意思。这就是说,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在哲学史上一开始就得到了重视,并且是从二者的统一中思考的。
依据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思考,理性的问题域应当是:①Ⅰ.证明的理性;Ⅱ.(行为)动机的理性;Ⅲ.因果必然的理性。②理性Ⅰ适用于人的认识范围,人的认识追求真实、确定、无可怀疑的知识,因此,逻辑论证和经验论证是基本的方式,尽管不能缺少价值评价的手段。理性Ⅱ属于人的实践范围、伦理道德范围,它追求实践的有效性、行为的合理性(合乎道德规范等)。为了达到目标,必须强调理智。理智的作用在于自我约束,在于促使人在涉及人际关系、利益冲突时能权衡利弊得失,维护和谐秩序;既要追求个人理想目标,又要约束自身行为以不逾矩。理性Ⅲ即客观理性
理性概念在近代以后出现了明显的泛化和价值化倾向。古代和中世纪的理性概念原本内涵宽广,到了近代时期,理性被广泛地应用到认识和实践、科学和道德、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在近代思想家眼中,理性王国包罗万象,理性支配一切。上帝是理性的,上帝创造的世界也是理性的;人的天赋观念是理性的,人性也是理性的,甚至人的情感也是理性的(斯宾诺莎有“理性情感”的说法)。由于理性包容一切,理性概念被泛化了,理性成了一切现成合理的和应当合理的事物的代名词:理性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反过来,合理的、有价值的也就是理性的。
理性的泛化、价值化伴生的是理性的理想化。近代思想家极力推崇理性,使得理性成了自我论证、自我完善、自主自律、支配一切的东西,使得人的情感、欲望、信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失去主动和能动的地位,成了理性支配和奴役的对象。康德认为理性以超越现实为特征,以追求永恒、绝对、无限为目标,因而理性的趋向总是理想化的、无法实现的。黑格尔主张客观理性论,认为“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③理性的理想化在胡塞尔那儿可说达到了现时代的顶峰,他说:“理性给予被认为是‘存有者’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意义。”④胡塞尔认为人性的本性就在于追求理性,追求理性所揭明的终极目标,认为高扬欧洲人的理性精神,是拯救欧洲科学,以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希望。伽达默尔亦曾形象地描述理性的理想化特征:“理性表示知识和真理为科学的方法所不能把握的半圆状态……真正说来理性的德行并非只是要实现人类生活的一个半圆,而是应当能支配给人类打开的整个生活空间,也应当能支配我们的一切科学能力和我们的一切活动。”⑤看来,理想化实为理性的特征。理性的禀赋就是智慧,而人的智慧永不满足于现成的一切,总是为自己树立起经过顽强努力能够达到的认识和实践的目标。为了达到目标,必须超越经验,超越现实,这个过程就是追求理想的过程。但理性的理想化过于膨胀,使之成为脱离现实的抽象物,使得理性成为非理性的支配者,这便是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
理性的泛化、理想化以及理性包容逻辑和知性,这一切都说明理性在近现代的发展中被推向完美的境界,从而使理性成为合理性的代名词。这体现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思潮,它在德国古典哲学那儿达到顶峰后,由于其以理性扼杀人性的丰富多样性的极端化倾向,而导致思想家由于冷酷僵化的理性压抑而反弹,从而引发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崛起,同时启示了人们对理性自身缺陷的认识。
理性由于其理想化特征,总是力图成为精神活动的主宰,成为伦理道德行为的支配者。然而,理性在实现其目的时,常常力不从心,步履艰难,以至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
  首先,理性永远不能完美地处理好自身同非理性的关系。理性出于其理想化趋向,总是力图驾驭非理性,而非理性这匹桀骜不驯的烈马却总是要出现许多非理智行为或无意识的盲动;理性总是力图为非理性提供理性的解释,而用理性解释非理性,则容易将非理性理性化,以理性代替非理性。如说:“直觉是理性思维的凝聚”,就是其例证。
其次,理性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理性由于其理想化特征,容易陷入自满自足的封闭状态,处于此状态中的理性自我规定,自我辩护,自主自律,不假外求。唯理论便持这种立场。例如笛卡儿认为理性自证自明,既不以经验为出发点,又无须经验证实。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自否定的理性,都是自足自律、自我完善的封闭理性。但理性不可能自证自明,理性要证明自己,必须诉诸实践。理性通过实践而论证和评价自己的创造物的正确性、真实性、有效性,与此同时,理性自身也得到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理性面向实践,在实践中证明自己,这是理性的开放性,而过份强调理性的开放性,也容易步入另一极端,那就是自然化的理性观。于是理性在此陷入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
其三,理性的唯一性与不完善性的矛盾。在人类精神诸要素的关系中,理性一方面要支配非理性,它仅与纳入自身合理解释的非理性相容;另一方面,理性要赋予感性以理性负荷,而不承认“中性”的感性活动。这样一来,理性便以自身唯一合理性自居:理性要成为万物的尺度,要用它的准绳衡量一切,批判一切。理性为人的活动提供指向目的的途径、思维操作的手段、问题求解的方法,提供活动结果与目的一致性的评价原则和标准,等等。理性的作用范围包容一切,理性的潜能无可限量,但具体现实的理性总是受到实践的限制,受到经验的约束,受到非理性的冲击,因此,理性对人的任何活动都不能提供绝对成功的保证。因为人的活动总是日新月异,生活之树常青;由于主客观因素千变万化,人的活动总会有新的内容,总会有创造的成分,因此理性对人的活动的规划、决策、预见等等只能是一种建议,一种具有一般正确性的指导,而不是绝对命令。
二 非理性
所谓非理性,一是指“心理结构上的本能意识或无意识”,二是指“非逻辑的认识形式”。⑥前者如想象、情感、意志、信仰等,后者如直觉、灵感、顿悟等。非理性作为心理现象,既然是一种本能意识或无意识,那就是未经理性驾驭的或不能进行确定的理性分析的;非理性作为一种认识形式,也是不能进行确定的理性分解和辨析的。这样一来,对非理性的认识便遇到了障碍:如用非理性的手段去认识非理性,则会糊涂加糊涂;如用理性手段去认识非理性,则我们运用理性分析过的非理性是否还是非理性本身,那是要打问号的,这就造成了以理性描述非理性的悖论。
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理性是主导方面,它制约、支配着非理性。古代和近代时期,这种看法均居统治地位。例如柏拉图认为:“理性是智慧,它关注整个灵魂,所以应居统治地位,而激情则是它的臣民和同盟军。”⑦斯宾诸莎主张,人的情感、欲望只有被引向对实体,即对必然性真理的认识和追求,才是主动的、理性的,才能克服本能的盲动,达到人生完满境界。因此崇尚理性,发扬光大理性精神是这两个时期的思想主流。
另一种看法主张非理性是主导方面,非理性支配和役使着理性。这种看法自古有之,就是在高扬理性精神的近代时期也有贬抑理性的。如休谟说:“理性是,且仅仅是情感的奴仆。”⑧将理性贬抑到非理性的奴仆的地位,这在近代后期和现代时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那里达到了顶峰。例如叔本华将非理性看作精神的本原、本质,他提出,理性只是表面现象,起支配作用的是非理性
关于这两种看法谁是谁非的问题,我们暂且不作回答,而首先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理性和非理性相互依赖和渗透,既无绝对纯粹的理性,亦无绝对纯粹的非理性。我们主张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即人是理性的生命,而动物则不是。但人同时是非理性的生命,即是说,人并不总是严格按理性的原则和标准行事,他的行为常由情感所驱使,他常处于一种无意识或本能的言语、行为状态。因此,那种认为科学工作不需要情感因素参与,或一般地认为情感有碍于科学的看法是不对的。梁漱溟曾认为:“……亦必要屏除一切感情而后乃能尽其用,因此科学家都以冷静著称。”⑨“摒除一切感情”一是做不到,二是并不好。不应当将理性与非理性分离和对立起来,它们实际上是不可严格分离的。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有欲求的理智”,“有思想的欲望”。它们也是相辅相成的,康德有句名言正道着了这一点,他说:“思维无直观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这里的“直观”指感性的东西,改换为“非理性”同样成立。因为思维离开非理性因素,意味着缺乏激情、意志的驱动力,缺乏价值观念、信念的导向,那么这种纯粹理性必然是苍白的、贫乏的、空洞的。
第二,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理性为非理性规定目标和方向,非理性则为理性提供动力,也为理性保持其既定方向提供价值信念的支持力量。
在分析了理性与非理性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后,我们再来回答理性与非理性哪个是主导方面的问题。人的精神活动究竟以什么为主导?理性还是非理性?我们认为最好不要一概而论,把问题说得太绝对。一方面,我们也许都有些偏爱理性,崇尚理性,并力求用理性来揭示和阐发非理性,让非理性理性的约束下得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首先,人并非永远处于自觉意识状态。其次,人类精神活动的某些领域是理性难以介入的,如梦想、幻想、直觉、顿悟、内省等等。最后,当情感战胜理智时,理性必然屈从于非理性。然而,在特定意义下,我们可以说理性主导非理性,那就是非理性最终要求理性解释,非理性行为最终要接受理性的批判,其越轨行为最终要为理性所匡正。这就是说,从微观来说,即在非理性的实际活动范围内,理性通常无力干预,但从宏观来说,从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的长过程来说,归根结底是理性支配、主导非理性,因为人终究是理性动物。
三 合理性
理性概念涉及面十分宽广,内涵十分不确定。合理性问题近些年来成了哲学和文化讨论的中心问题,也成了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
理性是个评价概念,说某个对象是合理的,总是相对于某一评价标准而言的。有一种说法认为,“合理性在于事物能否用单一的知识体系加以解释”,⑩这里是以“单一知识体系”作为评价合理性的理由或标准。“单一”强调统一、联贯,但组合理性观念不是单一的,因此“单一知识体系”也不是唯一的。这里的“单一”,只能指任一合理性观念都是用某种统一的知识体系为理由而得到说明的,这就导致不同的合理性思想有不同的标准。但这又是人类理性所不能认可的,理性的理想化趋向势必导致理性追求某种普遍适用的合理性标准。
然而理性追求统一标准的努力任重而道远,可说永无止境。如果这种追求的终极目标达到了,理性也便自我封闭而不会发展了,理性的奋进、超越,理性的理想化精神便不复存在。所以,“统一标准”决不能定论,它是理性的不断追求,它永远不会是绝对完善的。
于是合理性可界定为:某一对象(包括人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认识成果、社会建树等等)是合理的,指的是它符合或不违背某些统一的,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的原则和标准,这种原则和标准既反映客观规律,也体现和表征主体的必然性和规律。对“社会成员”的范围,理性虽然总是力图扩展到全社会,但实际上却不可能完全做到,而常常限于某一社会共同体内部。不过,总有某些相对稳定的因素,经过反复,会为全社会成员所普遍地认同。例如社会建树的合理性,根本上在于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认识活动的合理性,根本上在于是否有助于达致真理性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有效应用。
关于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是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二是看是否符合主体的目的和利益)并不是可以等价齐观的。符合客观规律,这取决于“把握客观规律的程度”和“控制客观规律的程度”(11);符合人的目的,这体现出主体的必然性和规律。由于合理性是人的活动的特征,它具有浓厚的价值性,所以,“符合主体的必然性和规律”是首要的,它比“符合客观规律”更重要。但追根溯源,符合客观规律又是合理性的根本,因为如果主体的目的是不符合客观规律或不具有现实的客观必然性的,那么它便在原则上是不合理的。这就是说,这两条标准,尽管第二条标准是最直接、最常用和最主要的,但在论及二者的关系时,第一条标准却是更根本的,它决定着第二条标准。
理性既然是对人的活动的评价,那么合理性的内涵结构便可以根据活动的要求相应地分解为:“作为规定目的的、构成指向正确目的的活动能力的合理性;作为活动手段(包括手段的有效应用)的合理性;活动对象的合理性。”(12)这里强调“活动能力的合理性”是“指向正确目的的”,实际上是强调了活动目的的合理性。此外,我们还应加上活动结果(成果)的合理性
在上述合理性因素中,活动目的的合理性应当是最重要的,它是合理性内涵结构的中心部分,是其他合理性因素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有什么样的目的,便要求有什么样的活动能力和手段,目的不合理,能力和手段再怎么“合理”也不可能产生合理的活动结果。但目的本身也有一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目的“合理”取决于多种主客观因素,其中是否符合人类活动总的客观必然性,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仅仅承认活动的目的性,而不追究目的本身的客观必然性根据,这就落入了实用主义合理性思想的窠臼。
要正确理解合理性的内涵,必须弄清合理性理性及非理性的关系。
理性与合理性有着非常接近的含义和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常发现将二者混用的现象,如在“理性的”与“合理的”之间便常被打上等号。但理性与合理性毕竟存在原则上不同的含义,将它们混同会造成某些混乱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首先,理性与合理性在词义上存在差别。合理性是对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的评价;理性则是人的一种能够自我理解和辩护的能力,它是人的智慧的象征。进一步说,理性是主体的特征,合理性则是被考察对象的特征:它合理或不合理。
其次,理性的不等于合理的,非理性的也不等于不合理的。充分运用理性的、逻辑的形式、方法和程序,遵循理性的原则和规律所作出的假设、创造和证明是理性的,但不一定是合理的。说某一精神活动是理性的,只是说它的活动形式、手段、程序等等符合理性原则和标准,而不能由此判定活动本身是合理的。显然,非理性也可以是合理的,这仅仅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主体实现其活动目的。理性作为人的智慧能力,按其本性是合理的,但理性的滥用和过分理想化则是不合理的。
理性与合理性的接近和关联集中表现在合理性要求理性的说明和论证,要求采取理性的表达形式。合理性本身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对合理性可进行客观评价。同时,合理性要为人们所认识和承认,必须通过理性,其前提是合理性采取理性的表达形式。
理性有助于让非理性成为人的活动中的合理因素,其中,约束非理性的盲动,对非理性活动的成果(如科学认识中的原始猜测)进行论证,乃是理性最显著的作用。理性与实践的结合,可以变不合理的东西为合理的东西,这也是理性与合理性相关联的表现。
理性与合理性在“理由”上统一起来了。合理性在其最广泛意义上便是有理由,而理性按其本性也就在于为事物找理由。合理性即是有理由,理性便以为合理的东西寻找理由、进行论证为目的。这样一来,二者的关系便颇类似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合理性是人类活动的目标,而理性则是人类活动实现合理性目标的手段。
理性理性比较,合理性显得活跃得多,理性则显得迟滞,理性要适应合理性观念不断变化和标准不确定的状况,要适应各种不同合理性思想的要求,要在形式多样、色彩缤纷的合理性的流变中抓住相对稳固和确定的特征,理性自身便需要不断调整和发展。合理性的形式和范围随实践的发展而扩展和改变,它总是不断地突破理性给它规定的范围,而提出许多令理性黔驴技穷的问题。人的活动的合理性超出理性范围,意味着涉及非理性和感性的合理性问题。在科学认识论中,它扩展到创造学、价值论、社会—文化学层面的合理性。在这几个层面中,非理性成为重要的,乃至最重要的问题。理性要适应科学创造理解的需要,不能不扩展自己的范围,理性总是力求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数学的合理性角度去解释创造学、价值论、社会—文化学层面的合理性,一旦解释成功,非理性便被确认为合理的,原来被认为不合理的便转化成为合理的。
理性与合理性之间密切关联,有什么样的理性便会认可什么样的合理性;反过来,特定的合理性观念亦要求特定的理性与之相适应。由于合理性具有自由流动的本质,随人的活动变化而变化,因此,随着合理性因人的活动性质变化而变化,因人的活动的历史演变而变化,人的理性亦必然发生相应变化。但这种变化具有双向互动的性质,即是说,理性的变化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这直接导致了科学认识的合理性模式的转换。古希腊学者突出发展了逻辑理性和思辨理性,与之相应的是逻辑—思辨的科学认识合理性模式;近代科学家突出发展了经验理性、数学理性,并逐渐强化了理论理性,与之相应的是通过经验—归纳建构理论的科学认识合理性模式;现代科学家突出发展了观念理性,并实现了诸种理性形式的综合发展,与之相应的是通过假说—演绎建构理论的科学认识合理性模式。

原文参考文献:
①《苏联百科辞典》,俄文,莫斯科,1980年版,“理性”词条。
②《哲学辞典》,英文,伦敦,1984年版,第300页。
③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0页。
④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⑤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中译本序言:《理性与科学》,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11期。
⑥夏军:《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25页。
⑦柏拉图语,引自《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⑧《哲学辞典》,英文,伦敦,1984年版,第300页。
⑨梁漱溟:《理性与生命》,载《当代新儒学文萃》,上海书店,1994年版。
⑩杨充霖:《理性的命运——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第1期。
(11)Π.Β.柯普宁:《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辩证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12)И.Т.卡萨汶、З.А萨库列尔:《认识和实践的合理性 》,俄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来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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